道德厌恶与荀子“圣王制礼作乐”的动机
吴世林;在荀子思想中，“圣王制礼作乐”的动机始终是个“谜团”。依荀子，圣王并无天生的道德自觉去“制礼作乐”,故此道德动机必然是后天形成的。有些学者从休谟主义或反休谟主义的立场对它加以解释。从休谟主义的立场看，信念单独不足以产生动机，动机必须依赖欲望、情感或其他心理状态。荀子也屡次谈到“先王恶其乱也，故制礼义以分之”,可见圣王制礼义的直接动机是他对社会混乱的厌恶。从情感哲学和心理学的角度来说，这种厌恶是道德厌恶。当圣王相信，自身欲望的恰当满足依赖正理平治的社会环境，且混乱的社会环境会给他带来间接危害时，圣王就会在道德上厌恶社会混乱。这种道德厌恶强度很高，能激发圣王主动采取行动去消除社会混乱，即通过建立礼义法度来阻止人们破坏秩序。因此，这种道德厌恶和欲望、信念等心理因素共同构成了“圣王制礼作乐”的动机。
孟荀之别新论：基于元伦理学之规范性理由的考察
李飞;孟、荀之别向来是先秦哲学研究的重点，而元伦理学视角为研究二者在道德思想上的分歧提供了新视野。从元伦理学对激发性理由与规范性理由的区分出发，我们可以发现，孟、荀对激发性理由的论述在基本立场上是相同的，两者之间的区别在于他们对规范性理由的理解上。在规范性来源的问题上，孟、荀都是道德实在论者，并且都认为规范性等同于人的本性的实现，但是在个人如何实现人的本性上二人出现了分歧。孟子关注作为个体的人类之本性实现，而荀子更关注社会全体成员对欲望的最大化满足。由此，在孟子思想中，个人身上的规范性要求就是满足个人自身的主体行为倾向，而人先天可以获得作为规范性理由的道德动机；在荀子思想中，个人必须遵循圣王创制的“礼义法度”,来自主体行为倾向的、作为规范性理由的道德动机必须奠基在对“礼义法度”的认识与认可上。
孔子的平等思想及生存本质
唐代兴;由于平等是天赋于人的理想存在方式，自然成为孔子思考的对象，并构成其生存哲学的基本内容。孔子平等思想得以孕育生成的土壤，是天赋“相近”且“习相远”的人性，依据是承载存在世界生性和生机的自然法则；孔子平等思想的形成和发展，既与他“少也贱，故多能鄙事”相关，更是他“以人为目的”使然。孔子对平等的思考，主要从伦理道德、政治、教育等方面展开，形成以自由为目标的人格和尊严平等、机会平等、政治平等和教育平等的理论，并构建起平等实现自由的两个原则，即“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恕人”原则和“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立人”与“达人”原则。
目击道存，言论物粗——庄子“物论”思想刍议
吴根友;庄子的“物论”思想十分丰富，长期以来却处在比较沉寂的状态。学界对庄子“物论”中某些方面的内容多有触及，但对其“物论”的基本结构与主要内容却未能予以关注。简洁地说，庄子“物论”思想大体包含四个方面的主要内容：其一是“道物”关系论。其二是哲学性的物性论。其三是“处物”的方法论，即如何避免“物累”?这是庄子“处物”思想的核心内容，也是其人生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四是庄子道论与“物论”都涉及方法论问题，即“以道观之”与“以物观之”的两层方法论。而“以物观之”的方法中又平行地包含以差观之、以功观之、以俗观之和以趣观之等方面的内容。除此四个方面的主要内容之外，庄子的“物论”还包含其他方面的内容，如语言可表达性与不可表达性，即庄子所说的言论物之粗，意及物之精；还有在言与意之外“不期精粗”的存在，即“言默不足以载道”的形上维度。要而言之，从“物论”的角度考察庄子的思想，会打开庄子思想研究中一个新的视域。
原诗：形气主体中的情动论与气化论
杨儒宾;中国诗史上有三种主要的诗说：言志说、情动说以及气化说。三种诗说在历史上各自发挥不同的影响。然如就概念史分析，言志与情动所说可视为意识主体之境，气化则可视为形气主体的主张。然就概念穷探，形气主体与意识主体同为形—气—神身体观的展现，凡气性之动，皆会外显为情志，凡情志之动，皆会深入气性层。中国典型的艺术主体，包含诗歌主体，当属融通形—气—神作用层的形气主体。
“礼乐”何以“文明”——以“圣王制礼”为中心的考察
刘丰;中国传统文化认为，礼乐由圣王创制。这种看法虽然遭到近代以来实证史学研究的质疑，但在中国传统思想脉络中，由于圣王制作礼，中国历史进入文明阶段，因而其文化意义是重大的。周公制礼，为周代礼乐文明决定了基本的方向，尤其是进一步肯定了《周礼》在中国文明中大经大法的历史地位。圣人制礼承天道、制人情，使礼与中国哲学密切融为一体，同时又承担着教化的重要作用，成为中国传统社会尤其是儒家的政治理想。礼乐在中国文化中不仅只是复杂的仪式，而是与中国哲学、社会、政治、伦理等各个方面深度融合，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礼乐才成为中华文明的重要标识。
从隐喻到概念：“天地之心”的哲学蜕变
张恒;“天地之心”是标识中国哲学本原追问的重要话语，已有研究对其在特定历史时期或具体哲学家思想中的内涵不乏灼见，但对其何以成为哲学概念的元思考仍嫌不足，其概念化历程有待进一步探究。从思维方式来看，早期“天地之心”论主要是一种隐喻，以一体、气化、感应为基本机制，展现出整体性、互渗性等关联性思维的特点；随着对天地是否有心等反思的出现，“天地之心”逐渐呈现概念化特征，特别是随着程朱派理学对“天地之心”背后天理本体的体贴和内蕴体用结构的发掘，气化背后有了理照，感应背后有了体用，万物一体的机制也得以重构。此间，逻辑思维的运用及其与前逻辑思维的初步整合，推动“天地之心”从朴素的隐喻话语蜕变为厚实的哲学概念。对此历程的揭示，有助于深化对“天地之心”观念的理解，也将为审视中国哲学核心概念的生成演变提供新的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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