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子研究

  • 皇帝王霸之辩与基于治道的国家类型学传统——以《管子》为中心的考察

    王张宇;

    当代国家类型学研究主要沿袭了发轫于亚里士多德的政体分类谱系,然而以政体作为国家类型的划分标准,对古今中国的政治模式解释力较为有限。基于“在历史研究中发现政治理论”的历史政治学研究路径,聚焦《管子》文本,可有效探寻中国自身的国家类型学传统。研究发现,《管子》关于“皇”“帝”“王”“霸”等文本的论述蕴含以治道为标准的国家类型学理论,“皇帝王霸之辩”展现出的国家类型学的结构维度多元性、概念建构系统性和分析路径多样性的特征,具备构建国家类型学理论的基础条件。《管子》依据治道性质和治道层次,将国家类型划分为八种基本形态:“皇”“帝”“王”“霸”代表治道优良的国家类型,“亡”“危”“衰”“削”则代表治道低劣的国家类型,两组内部亦存在治道水平的高下之分。基于治道划分国家类型的传统在中国源远流长,与西方基于政体的分类路径形成鲜明对照。梳理和阐释这一具有中国特色的、以治道为核心的国家类型学研究传统,不仅有助于推进中外政治学理论对话,也能为深化对中国国家治理实践的认识提供学理基础。

    2025年04期 No.154 5-20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984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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稷下研究

  • 论老子对荀子政治哲学理论建构的影响

    李友广;

    在周秦之变历史进程的深刻影响下,儒道关系在战国时期逐渐走向互补融合的理论态势。身处战国晚期的荀子,为实现尊君集权的政治目标,对道家、儒家、法家、名家和阴阳家等各家思想在辩证分析的基础上进行了一定程度的吸收与借鉴。就老子对荀子政治哲学理论建构的影响而言,主要包括天道自然规律、虚静工夫、人性之朴、圣人之治等几个方面。荀子褪去老子思想理论的理想化色彩,不仅援法入礼,为深蕴宗法伦理性的旧礼注入客观性、工具化因素,而且还构建出重视政治制度创设功能与政治治理能力的圣王形象。这说明荀子务实理性、特点鲜明的政治理论既适应了战国时期尊君集权的政治要求,又迎合了战国晚期人们希望出现一位英明圣王带领民众结束战乱纷争、走出失序时代的理想与期待。

    2025年04期 No.154 21-33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974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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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史论

  • 孔子与“大法家”

    武树臣;

    中国古代的法家实为包括诸子法家和职业法家的“大法家”。汉代史官以战国商鞅、韩非等为诸子法家学派,概括其核心主张是“尊主卑臣”“信赏必罚”。孔子入仕为政诛乱臣、刑侏儒、隳三都、整顿市场秩序,至路无拾遗、男女别途,施政宗旨是尊君抑臣,手段是厉行法治,风格与管仲夺伯氏骈邑三百和战国诸子法家行事颇相接近。孔子为鲁司寇,实为职业法家。他断狱援引制定法原则,听讼主张平等对待诉讼双方的意见,“听讼犹仁”,注重证据,使当事人服判息讼,从而实现“无讼”,“无讼”本非杜绝诉讼。孔子审判风格实秉承《吕刑》之旨,所编《春秋》虽以尊君抑臣为宗旨,实乃春秋时代的故事先例集。孔门弟子与诸子法家的师承传递,即“儒分为八”,恰与法治思潮的酝酿发达相合拍。春秋时代的孔子具有职业法家经历,在思想上对后世诸子法家产生重要影响。可以说,孔子对古代法律实践的影响不仅表现在思想层面,还表现在司法领域。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离不开职业法家的实践。

    2025年04期 No.154 34-49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941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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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他者维度:董仲舒仁学的一大突破

    余治平;

    董仲舒仁学第一次提出行仁的方向性问题,第一次强调行仁的对象性差异。仁的实施方向应该朝外,行仁的对象应该是除我之外的他者,则是对孔孟仁学的一个重要突破。《仁义法》要求“以仁安人,以义正我”,君王施行仁德,越“远而愈贤”,越“近而愈不肖”,不能只关注身边人,只顾自己。《春秋》僖公十九年冬“梁亡”事件中,梁王有爱,但只是“一夫”之爱,“自亡”之爱。君王责己要严,责人要薄。董仲舒明确人我差异,强调君王要在内心深处拒绝和切断以仁爱己、以义正人的念头萌芽,在“将然”之际与“未行之时”,狠刹自裕、自爱“一念虑”。

    2025年04期 No.154 50-57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944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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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研究

  • 以价值解释存在——牟宗三的易学观

    程志华;

    牟宗三以《周易》为儒家“大经”,通过分析“象数”与“义理”,揭示中国哲学的“玄学”与“道德哲学”两大体系,回应了关于中国思想缺乏系统性的质疑。进而,他将两大体系“往上提”,基于对“几”这个核心观念的分析,强调“动之微”的辩证过程,将生死问题转化为“终始”问题,赋予道德实践以形上意义。牟宗三的独特贡献在于,“以价值解释存在”为理路,以“创造性自己”(道体)为本体,通过沟通道德界与存在界,奠立起“道德的形上学”的基础。牟宗三认为,儒家的“道体”即是西方“上帝”,所不同者仅在于“人格化”与否。牟宗三对《周易》的解释理路超越了西方“以存在解释价值”的思辨传统,恢复了“实践的智慧学”这一哲学古义,彰显了儒家哲学的现代意义。

    2025年04期 No.154 58-71+2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2589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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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牟宗三的中道哲学思想探要

    王兴国;

    牟宗三重新发掘了中国传统中道思想,指出“允执厥中”的中道观起源于二帝三王之治,由孔子彰著而确立为中国文化的道统以及思想的核心要义,成为贯穿中华民族历史的观念形态;同时从魏晋道家的玄智玄理中开掘和揭示了道家的中道观念尤其是其圆极之中道观,并由此关联到佛教的中道观。牟宗三认为这一圆极之中道观不独为道家所有,而且是以儒道释的中道共法所代表的华夏民族共同的中道观。由于在“综和的尽理之精神”中缺乏“分解的尽理之精神”,中国之中道观念在其历史的展开中,就成为一偏的非中道精神。牟宗三充分揭示了中道观念这一历史悖论,发现和提出了中国传统的中道观念必须作现代化转型的主张。中国之中道的精神智慧,有可能在人类生活的原理上成为一共同纲领,这对于中国和世界的“精神谐和之未来”具有重要价值和意义。

    2025年04期 No.154 72-85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928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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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实体、虚体与境界——论牟宗三对实体概念的使用与转化

    赵连越;

    牟宗三以中西方哲学中的实体概念为理论资源,将儒家的天理、道家的无、佛教的真如心皆转化为实体。其中,天理是实有形之实体,无和真如心是虚意的实体。这两种实体皆是动态的、过程性的、实践性的存在,其本质是实践工夫之积极和消极两种形态。实体是依据自律法则而实践进而生人生物这一过程,虚体是依虚、无而实践进而消极地保障法之存在这一过程。据此,牟宗三一方面实现了形上学之实有形态和境界形态的区分,另一方面将实体与个体之性、个体之实践通而为一,从而消化了宗教、道德、形上学之间的睽违,最终建构起一个主客观性之真实统一的“统一模型”。

    2025年04期 No.154 86-98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961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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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土文献

  • 银雀山出土简文《王兵》的军事思想及其他

    熊剑平;

    学界对银雀山出土文献的论兵之作《王兵》有过一些探讨,而且有着不同认识。《王兵》其实并非割裂《管子》有关兵论拼凑而成,而是一篇思想体系相对完整并能独立成篇的军事学专论,在齐国军事史上具有独特的学术价值。它对战争观、战略战术、治军思想等都有不同程度论述。《王兵》对战争的客观务实态度,与积极提倡耕战的法家有着很大不同,其所论战略战术思想对齐地兵家代表人物孙武、孙膑也形成重要补充。之所以有不少文字能在《管子》中找到对应,可能是管仲学派在《王兵》的基础之上又进行了适当的延伸和发挥。通过考察和分析《王兵》与《管子》兵论的文字异同及相互关系,更可见其对齐兵学的重要意义。

    2025年04期 No.154 99-111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925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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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学者论坛

  • 先秦儒家禅让说的思想冲突及原因

    刘晓航;

    在先秦儒家文献中,禅让说存在难以自圆其说的思想冲突。首先,孟子提出的尧舜之子“不肖”说不符合儒家帝系继承的习惯和不避亲的推举原则,既违背了儒家治国需要齐家的理念,也不符合儒家文献中尧舜能够教化天下万民的形象。其次,尚贤是儒家禅让说的包装,“遇时”才是禅让的根本条件,儒家禅让说无法消除舜禹“遇时”登位与尧通过传子制得天下产生的矛盾。最后,儒家禅让说的政治理想是“七十而致政”,寄希望于明王按时退位让贤,然而该理想与《尚书》的尧舜禹终身制执政说相互冲突,受到荀子的强烈抵制。战国中期,儒家提出的“不肖”“遇时”“七十而致政”三说与《尧典》禅让说相抵牾,一是出于维护启的形象和完善《尧典》的禅让理论,二是受燕王哙禅让子之事件的冲击,儒家改造了《尧典》禅让说。先秦儒家禅让说的政治追求与法家无异,皆服务于战国君主集权的需要,其本质都是一种主张君主独断的政治构想。

    2025年04期 No.154 112-128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949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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