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朱松美;
经典诠释是诠释者以当下时代为背景对经典的理解和解说,任何经典诠释都无法摆脱诠释者的时代"印记"而追求纯粹的经典"原义"。与时俱新性是经典之所以成为经典的根本特性。这一特性正是源于诠释者为应对当下时代对经典进行的一种创新性诠释。只不过,按照经典诠释的理论逻辑,强调经典与时俱新的创造性,并不意味着经典诠释可以完全脱离文本"原义"肆意发挥。经典诠释对于经典的创造性发挥,必须以经典原义为基础,从"原义"中延伸出"新义"。经典诠释其实是诠释者和作者跨越时间隧道的一场历史性"对话"。绵延二千年的《孟子》诠释,是经典诠释的时代性的一个典型范例。
2017年02期 No.120 31-34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84K] [下载次数：175 ] |[网刊下载次数：0 ] |[引用频次：0 ] |[阅读次数：0 ] - 任怀国;赵瑞军;
作为春秋时期齐国著名政治家,管仲任政相齐四十余年,"将顺其美,匡救其恶",实施革新,国富兵强,辅佐齐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成为春秋首霸。孟子追随孔子,提倡王道,反对霸道,对管仲常有"轻薄之意,溢于言外",然深究孟子之王道思想,其民本、人才、税收等内容,却又对管子思想有诸多汲取。
2017年02期 No.120 35-39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03K] [下载次数：231 ] |[网刊下载次数：0 ] |[引用频次：1 ] |[阅读次数：0 ] - 陈强;
稷下学宫在学生教育和管理的规范化方面做出了非常突出的贡献。《弟子职》作为稷下学宫的学生守则,集中体现了稷下学宫在这一方面的重要价值。稷下学宫有非常先进的"以生为本"的学生教育和管理规范化理念,并且这一理念也切实贯穿到了对学生教育和管理的各个方面:比如规范化的课堂教学、规范化的第二课堂教育以及规范化的日常生活管理等。
2017年02期 No.120 40-42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69K] [下载次数：427 ] |[网刊下载次数：0 ] |[引用频次：2 ] |[阅读次数：0 ]
- 沈顺福;
天人关系是中国古代思想史的基本主题。天主要指自然之天,人主要指人类及其所创造的文明。天人学探讨了自然界与人类社会之间的关系。早在先秦时期,思想家们一致坚持天人相别说。孔子罕言天道、远离鬼神,从而倡导人道。孟子以为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以天然之天取代自然之天,回避天道。荀子明确提出天人相分。《老子》以为天道无亲,以区别于亲亲之仁道。《庄子》提出天人不相胜,以为天人之道不同,主张存天道而灭人道。墨家将世间分为天、鬼与人三等,在区别天人的同时,力图将人道输入天道,看似统一二者,实则弘扬人道。这便是先秦儒墨思想家们别天人的目的:通过分别天人,削减天道对人道的影响力,以突出人道的地位。
2017年02期 No.120 49-55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54K] [下载次数：1360 ] |[网刊下载次数：0 ] |[引用频次：16 ] |[阅读次数：0 ] - 任俊华;李朝辉;
两千多年前的西汉,曾发生过一起关于效率与公平之间的争论与博弈。司马迁以其史学家敏锐而深刻的观察触角,对这场争论与博弈的全过程进行了客观的记录和描述:从汉初休养生息政策的实施,商人地位的改变,到汉武帝时期的币制改革、选商为官、均输平准、算缗告缗等一系列政策的实施,都为我们做了历史的复原。我们拟从经济伦理的视角,结合当时的社会生活实践,对《平准书》这一经典文献进行分析和梳理,以期对我们今天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加强经济伦理建设提供借鉴和参考。
2017年02期 No.120 56-59+65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95K] [下载次数：999 ] |[网刊下载次数：0 ] |[引用频次：1 ] |[阅读次数：0 ] - 张荣明;
汉晋时期的隐士有三种类型,不仕之士、隐遁之士、修道之士。士人不仕和隐遁,客观原因是政治败坏,主观原因是性情耿介;士人修道的原因,是追求永恒的生命。换言之,政治败坏会导致性情耿介的士大夫退出官场,无情无欲的性格会导致士大夫避居世外,对永恒生命的追求会导致士大夫走上宗教修行的道路。知识型宗教徒的产生,既有性格因素,也有社会因素。
2017年02期 No.120 60-65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18K] [下载次数：256 ] |[网刊下载次数：0 ] |[引用频次：2 ] |[阅读次数：0 ]
- 朱彦民;
中国历史上之所以有所谓春秋时期,是因为《春秋》这部书记载了这个时期的历史发展进程。至于这种编年史书为何称作"春秋",古今又有许多说法。影响较大的是杜预的说法,认为古人"错举"一年四季中的两季,以"春秋"代表一年,进而《春秋》就成了编年史书的代称了。但是从甲骨文材料来看,直到殷商时代虽然可能已经有了四时的时序观念,但还没有明显的春夏秋冬四季概念,当时只有春秋两季。商代的春季相当于殷历的十月到三月,即夏历的二月到七月;秋季相当于殷历的四月到九月,即夏历的八月到一月。当时的岁首交接时在种黍和收麦之月,相当于夏历的五月。到了西周末期、春秋初期,才逐渐出现了春夏秋冬四季。也就是说,原来的"春秋"二字不是截取"春夏秋冬"而来,对一年四季的概括,其本身就足以标志完整的一年了。春秋战国时代虽然已经有了四季,但人们把按年代编写的历史,叫做"春秋",当是对商周历史的继承。
2017年02期 No.120 66-69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16K] [下载次数：260 ] |[网刊下载次数：0 ] |[引用频次：8 ] |[阅读次数：0 ] - 郭胜团;葛志毅;
"曲礼"是礼经中的重要内容,但对"曲礼"含义一直没有让人满意的解释,郑玄、孔颖达之后,学者踵立新说,但多为臆测之论。导致错误的原因是,其一,古《曲礼》佚失,其内容鲜为人知;其二,主观上建立"曲礼"与《曲礼》唯一必然联系,由"曲"字之"委曲""曲折"意引申发挥;其三,拘泥于郑玄注。综合考察文献,"曲礼"即是威仪,威仪即是容礼,"曲礼"即是容礼。三者之间的区别可能体现在使用层次上的不同。
2017年02期 No.120 70-75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32K] [下载次数：413 ] |[网刊下载次数：0 ] |[引用频次：2 ] |[阅读次数：0 ] - 史少博;
近代国学大师刘师培,是古文经学家,也曾是政治上的活跃人物。1907年,刘师培在章炳麟等人的邀请下,携夫人一同东渡日本,其思想深受日本文化的影响。其一,刘师培借鉴日本的国粹思想。刘师培是中国近代最早使用"国粹"词汇的国学者之一,据学者考证,"国粹"一词,是日本学者把英语Nationality一词翻译成日文的词汇。东渡日本的刘师培也深受日本"保粹"派的影响,借鉴日本的"国粹"词汇而力图保护我国传统文化的精粹,由于我国的近代也受到了西方文化的侵蚀,为了抵制西方文化的全盘接受,借鉴日本的"国粹"思想,于是在国内也开始了保存"国粹"的运动。其二,刘师培汲取日本近代的反专制思想。在日本刘师培受到了日本早期社会主义思想的影响,刘师培夫妇在日本成立了"社会主义讲习会",宣传社会主义。其三,刘师培"国学"深受日本思想的影响。刘师培受到日本国学复兴日本"古学"的影响,也主张复兴中国"古学",挖掘本国文化之固有精神。
2017年02期 No.120 76-79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84K] [下载次数：208 ] |[网刊下载次数：0 ] |[引用频次：2 ] |[阅读次数：0 ] - 刘兴林;
商周是我国历史上的青铜时代,但铜农具还不多见。石、蚌、骨农具,尤其是蚌制农具(镰)和铜、木农具一起组成了商周农业生产过程中的农具体系,保障了农业生产的顺利进行。商代虽使用铜农具,但铜农具数量还十分有限,还不足以引起生产力的重大变化,商周青铜农具的重要意义主要表现在制造技术方面,特别是带銎农具的铸造,为后世金属工具的发展开拓了新的方向。而大量青铜手工工具的使用为加工得力的木质农具提供了便利,这也是青铜时代给农业生产带来的便利。
2017年02期 No.120 80-85+126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248K] [下载次数：582 ] |[网刊下载次数：0 ] |[引用频次：13 ] |[阅读次数：0 ] - 王存伟;
莒地出土的最古老阴阳五行图是象数义理的统一模式,其体现阳为本的法则,形成同源性,产生出相反相成,通达天、地、人的易学、中医、历法统一的中华远古文明。莒族是马克思《数学手稿》中指出的用两手数数发明十进制的最古老民族。
2017年02期 No.120 86-90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420K] [下载次数：271 ] |[网刊下载次数：0 ] |[引用频次：0 ] |[阅读次数：0 ]
- 黄朴民;白效咏;
中华民族有自己光辉灿烂的民族文化,也形成了富有民族特色的道德伦理价值体系。这套道德伦理体系虽然含有不少糟粕,但就其主流而言,对完美人格的不懈追求,对和谐社会关系的构建和各种社会角色所应遵循道德规范的探索,对崇高人生境界的卓绝铸造仍是我们最可宝贵的精神财富,不少价值理念具有超越时空的价值,值得我们发扬光大。
2017年02期 No.120 91-94+2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2879K] [下载次数：213 ] |[网刊下载次数：0 ] |[引用频次：0 ] |[阅读次数：0 ] - 王继训;藏明;
作为国内外知名的学术大师,张岂之教授的学术思想以史学为核心,并在中国思想史、中国历史二者相互融通的基础之上,以华夏文明的发展为主线,将中华文化的演进阐释得淋漓尽致。此外,张岂之教授通过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以及"大学""文化""素质"三位一体"人文教育观"的倡扬,进一步将自身的学术思想落脚在了现实社会,为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与繁荣贡献着自身的力量,彰显了一位人文学人的历史使命感与社会责任感。
2017年02期 No.120 95-99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04K] [下载次数：245 ] |[网刊下载次数：0 ] |[引用频次：1 ] |[阅读次数：0 ] - 冯会明;
理学家秉承"儒者在本朝,则美政;在下位,则美俗"的传统,为实现"化其心,成其俗"的化俗理想和乡村礼治而不懈追求。在乡村治理的路径中,认为家庭、宗族是化俗之本,是乡村治理之基石,制定家礼、族规是敦伦化俗的重要手段。他们重视乡约建设,借乡约对乡民进行道德规范、约束,使乡约成为化俗乡里的"善俗之方"。同时,为地方先贤建祠堂、立碑坊,使地方贤达偶像化,以见贤思齐,淳化风俗。宋明理学家通过修礼书,行乡约等这些化俗民间的道德实践,达到敦化导民,化民成俗的目的,实现"教化行而习俗美也"的良好愿望,是理学乡村治理的一种积极尝试。对当今社会风气的改善,公序良俗的形成和乡村基层社会建设仍有历史的镜鉴意义。
2017年02期 No.120 100-103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91K] [下载次数：358 ] |[网刊下载次数：0 ] |[引用频次：8 ] |[阅读次数：0 ]
- 杜勇;孔华;
清华简《系年》第四章称周成王、周公"乃先建卫叔封于康丘,以侯殷之余民。卫人自康丘迁于淇卫"。有学者据此以为康叔的始封地在殷,是邶鄘卫之"卫"的一部分,不久又徙封于卫。然三监之乱平定后康叔得封于卫,殷与卫实相邻近,合则一城,分则两地,周公没有必要再慎重其事地对康叔进行徙封。推测简文"卫叔"之后应有脱文,可重新句读为:"乃先建卫叔,(卫封)封于康丘,以侯殷之余民,卫人自康丘迁于淇卫。"意即首先封建卫叔,卫叔始封于康丘,为了统治殷余民,此时由康丘迁往淇卫。如此理解方与史实相合。前贤以为康叔始封于康,其地在成周东南即今禹州与汝州之间、颖水之北,看来仍是最合理的推测。
2017年02期 No.120 110-112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80K] [下载次数：478 ] |[网刊下载次数：0 ] |[引用频次：15 ] |[阅读次数：0 ] - 孙敬明;
勾稽齐国境内出土亚醜、册融、纪国、叔龟、画、小臣传、师、过、斟、鄩、上曾、鲁、铸、陈、蔡、曹、淳于、宋、商丘叔、蔇、陬、吴、越、燕、韩、赵、魏等二十七国族百数十件带铭文的青铜器。铭文篇章所涉疆域东起自海,西抵周原,南达荆楚吴越,北逾燕赵山戎。藉对相关铭文内容酌为诠绎,以揆度每历史时期齐与列国之间文化交流趋向与融合之态势。
2017年02期 No.120 113-122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204K] [下载次数：300 ] |[网刊下载次数：0 ] |[引用频次：3 ] |[阅读次数：0 ]
- 周怀宇;
管子相齐,继承齐国工商兴邦的传统,确立了发展工商业的战略思想,提出了很多发展工商业的新理念,制定和实施了一系列扶持工商新政策。其中,前所未有的新政数十项:为工商之民"正名",确立其社会地位;建置稳定的工商业区;培育称之为"聚"级的商业市场;构建满足工商交易的货币体系;加强诸侯国外交与商业贸易,举全国之力,派遣八千外交官员分赴各诸侯国,充当商贸使者,扩大诸侯国之间商业贸易;制定工商奖励政策,鼓励各诸侯国商贾通商齐国,等等。管仲自身也试水诸侯国贸易,总结出一系列工商业贸易经验和艺术,形成了揭示工商业规律的思想理论,保存在《管子》"轻重篇"中,是为中国古代原创的工商经济学,助推齐国繁荣兴盛,也深刻影响后世,具有积极的历史意义。
2017年02期 No.120 5-11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22K] [下载次数：194 ] |[网刊下载次数：0 ] |[引用频次：4 ] |[阅读次数：0 ] - 耿振东;
《弟子职》是上古时期的有韵之文。由于汉语语音的变化,后人读起来已有许多地方失韵。于是有人提出叶音说、方音说,牵强附会以使其合韵,这些方法在之前有可能得到认可。但随着近现代音韵学的发展,人们不仅对上古语音系统产生更全面的了解,还可以利用国际音标对上古音进行拟音。而拟音的结果,完全证明了其上古有韵之文的事实,从而也证明了叶音说、方音说是错误的。清代学者对《弟子职》用韵问题做出一些探索,但良莠混杂,需要我们进一步辨析。
2017年02期 No.120 12-17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2098K] [下载次数：122 ] |[网刊下载次数：0 ] |[引用频次：1 ] |[阅读次数：0 ] - 李友广;
从"道"的高度来考察战国时期思想文化的发展趋势可以发现,从重道体向重道用的转向是这一历史阶段思想文化发展的重要特征。有鉴于战国时期思想文化所呈现出的宏阔博杂之态势,本文主要以《管子》四篇为文本依据与考察重点,围绕《管子》四篇中的精气说、心说、名与礼法思想等方面展开行文。最后,文章认为,从重道体到重道用的转向以及对于后者的日渐重视,经历了整个战国时期乃至秦汉,而对于道用的愈加重视与探讨则是一种必然的历史潮流。
2017年02期 No.120 18-23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36K] [下载次数：286 ] |[网刊下载次数：0 ] |[引用频次：4 ] |[阅读次数：0 ] - 袁劲;
先秦法家以"法"观"怨",从知、行、言三个维度切入论题,为中华传统"怨"论框架的奠定做出了独特贡献。从情感发生学入手,管仲、商鞅、韩非等人旗帜鲜明地标举"私怨不入公门"的理念,既通观上下内外,又不限于一时一事。由知入行,先秦法家还通过情感调控一面严明赏罚,以绘制"不怨"的治国蓝图;一面又精研人情事理,提炼出"除怨"与"用怨"之术。秉持功用主义的言行观,法家于上建议君主"怨而无言"统御臣民,于下又主张"刑罚而民不敢怨"的持续高压。将上述理念验之商鞅作法自毙和秦朝二世而亡,可知先秦法家虽构想"无怨"、处处防"怨"却又最终亡于"怨",其理论与实践的背离值得深思。
2017年02期 No.120 24-30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51K] [下载次数：390 ] |[网刊下载次数：0 ] |[引用频次：6 ] |[阅读次数：0 ] <正>~~
2017年02期 No.120 128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38K] [下载次数：68 ] |[网刊下载次数：0 ] |[引用频次：0 ] |[阅读次数：0 ]